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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民族主义为精神力量，却也因此陷入两难的困境。国际秩序由帝国主义列强制定，并为其利益服务，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又必须与这些列强达成一定妥协以谋求国家的生存。的这一困境，尤其在1930年代中后期中国欲寻求英、美的帮助，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之时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中国欲联英、美制日，影响西方的舆论便是关键一环。魏博士这本书正展现了这个舆论博弈的过程。正如书中所述，国民政府在建立初期既没有有效的宣传工具，又缺乏国际宣传的技巧。当时中国的宣传体系以苏联模式为蓝本，主要针对国内民众思想、意识形态的教化，而非影响西方受众。而能联通西方舆论界的租界英文报刊，又被一些人视为帝国主义利益的代言人，且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租界英文报刊普遍敌视以民族主义为纲的，支持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日本。这种价值取向在1928年济南惨案爆发期间，由老牌租界英文报《字林西报》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欲在租界英文报界扭转不利局势，需一番苦心铺陈与经营，而租界英文报刊的政治立场，也终在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得以转向。

　　在此过程中，在美国接受新闻学教育的董显光是深耕租界英文报刊，且推动国民政府国际宣传系统建立的重要人物之一。魏博士在书中详细分析了董显光1935年以后加入蒋介石的宣传机构，且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着手建立国际宣传部门的过程。董显光在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新闻学训练，并在租界英文报界积攒了广泛的人脉，与众多中、西记者皆有往来。这些人际网络，对董显光力图影响西方舆论的国际宣传多有助益。然而即便如此，董也备受两种宣传模式难以调和之苦：他一边要实现通过彰显自由理念，来寻求西方国家支援的宣传目标；一边又要面对仿效苏联模式，以一党治国的权威实行信息管控的现实。魏博士在书中，通过对董显光与作为宣传部副部长及右翼重要成员的周佛海之间矛盾的叙述，展现了董在党内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