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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方案中，最重要的两条莫过于对世界货币体系和贸易体系的重构。其中货币体系的改革是1944年7月出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霸权得以确立。贸易体系的改革则是1947年10月欧美各国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简称“关贸总协定”)，旨在消除各国间的非关税壁垒，并降低总体关税水平。在1947年的首轮协商中，共有45000种商品关税得以削减，涉及上百亿美元国际贸易活动。

　　尽管市场经济得以恢复，企业盈利若要真正出现改善，仍需要需求端的好转。战后美国民众的消费欲望迅速释放，替代政府需求成为了需求端改善的源动力。回溯至二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优先满足军事需求，对重要物资实行严格的配给和管控，民众消费因此被极大的压制了。“凭票购买”是战争期间美国民众消费的常态。1944年美国民众的储蓄额高达38.7亿美元，为同年美国GDP的17.3%。随后物资配给制度结束了，在庞大存款的支持下，美国民众压抑多年的消费热情迸发出来，所有的商品均被抢购一空。短短两年半的时间，美国人就挥霍掉了30亿美元存款。民众消费需求的巨大改善，成为企业盈利增长的重要支柱。

　　除了一般消费，美国政府向退役军人和转型工厂投放大量优惠贷款，也促进了投资，成为需求改善的推动力之一。战后两年内，美国有上千万军人复员回乡，占到了当时美国总人口的7%以上。为了促进工厂吸收复员军人的就业，完善个人安置，联邦政府联合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等多部门和银行系统，向军用转民用工厂和提供廉价贷款。1948年美国政府机构向商业领域投放的直接贷款就高达30亿美元，是1945年的3倍以上。政府贷款有力的促进了私人投资，助推企业盈利得到改善。

　　总的来说，消费、私人投资和出口明显提振了企业盈利，但是与此同时股票价格却毫无上涨的迹象，这则主要归咎于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制了股票估值。战后，生产工厂从军用转向民用需要一定的改造时间，改造期间商品的生产速度跟不上突然迸发出的消费需求，造成1946年至1947年间美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CPI同比一度高达19%。飞速上涨的商品价格让股票的回报相形见绌，因此即使理性的投资者也不得不抛售股票，转向投资其他回报更高的资产。

　　不过在震荡调整的大环境中，仍有不少股票走出了超越大盘的涨势。由于军事需求消失，战后美国大多数传统商品的产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例如钢铁产量即在两年内下跌了20%。然而在一些新兴化工领域，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推广落地，主要商品产量不降反升。在合成纤维、化肥等新应用的推动下，重要化工原材料硫酸的产量稳步上涨。另外二战期间石油因其热值高、易运输、更清洁的特点，得到了军方的广泛重视。石油逐步代替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并改变了战后世界的能源格局，美国的石油产量也受需求推动不断增加。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货膨胀得以缓和，使股票重新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在40年代末，美国股市中市盈率低于7倍的优质股票比比皆是，但由于物价上涨速度过快，这些股票仍不具有投资价值。50年代初期，美国企业从军用向民用的转换基本完成，商品供应大幅增加，使得物价得到了较好的控制。1949年下半年开始，CPI甚至出现小幅负增长。与此同时，买入股票指数的年回报仍高达15%以上。相比较而言购入股票就成为了一笔划算的投资，牛市水到渠成地出现了。

　　这种宏观经济和股票涨势的背离，其背后可能与当时美股散户居多、散户在投资与消费决策上的非理性有关。简单来说，当经济向好时，美国民众并不担心未来的收入情况，更倾向于消费，尽管此时股票的盈利回报更高，也不能吸引投资者入市。而当经济变差时，民众开始担心起未来的收入保障，因此更加倾向于储蓄和投资，上市企业盈利停滞甚至小幅下降，仍不能阻挡投资者将资金放入股市。考虑到当时美国股市散户持股比例超过90%，这种非理性情绪可能主导了股票价格的涨跌。

　　从更微观的行业角度上来看，50年代牛市中，汽车、家电等下游耐用消费品制造业股价表现最为突出，带动整体工业股股价上涨超过300%，表现远好于大盘。拉动此类公司股价上涨的核心因素是当时出现的房地产热潮。战后随着上千万军人复员并成家立业，美国迎来了结婚及婴儿出生高峰。长期的经济繁荣和家庭收入提升，也让美国的父母们“愿意生”、“有能力生”，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抚育的子女人数达到3.5个左右，生育意愿较二战前有了明显提高。

　　除了住宅郊区化带来的商品需求以外，大型企业迈向自动化、电子化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也是促进企业盈利的重要因素。这里就不得不提及电子计算行业的先驱者，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简称“IBM”)。1952年IBM推出的第一台大型商业电子计算机“IBM 701”，迅速占据了美国市场80%以上的份额，并构成大型工厂早期数控机床、自动化流水线的中枢。在电子计算领域技术进步的带动下，大型企业的生产效率明显提高，IBM也因此赚的盆满钵满。10年时间内其收入从2.7亿美元跳跃至18.1亿美元，雇员人数从3万人增长至10万人，股价上涨超过10倍。

　　随着出门旅游的民众越来越多，美国旅业蒸蒸日上，仅西海岸一家迪士尼乐园的接待能力已经无法回应全美家庭的游玩热情。因此1963年迪士尼公司在东海岸规划了一家新的主题公园，这家新公园的选址没有定位在纽约等大型城市附近，而是选在阳光明媚的旅游城市奥兰多。显然仅仅奥兰多的25万本地人口是无法支撑起迪士尼乐园营收的，新的乐园自然是将目光投向整个东海岸的度假游客。这反映出在当时的美国，度假旅行已经成为一种全民的风尚。无独有偶，1964年迪士尼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环球影业(Universal Picture)也在好莱坞建成了主题公园“环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试图分享旅游市场越来越大的蛋糕。

　　只有当制造业高效地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时，文化、娱乐等分配财富的服务业才有发展的空间。60年代美国文娱产业发展加速，股票受到投资者追捧，实际上也是当时美国制造业发达的一种衍生现象。经过战后20年的发展，美国用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工业体系，培养出了规模最庞大的中产阶层。在50年代相继购入住房、汽车后，中产家庭的物质需求已经得到基本满足，到60年代更多的金钱被花在了休闲、文化、娱乐领域，可谓是“娱乐至上”，同时也催生出了美股新的增长点。

　　60年代末美国科技浪潮陷入低谷，是其制造业衰落的起因。50、60年代，借着自动化革命的东风，美国电子产业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IBM(IBM.US)就是当时美国电子产业发展的缩影。但随着60年代末美国政府对IBM发起反垄断调查和创始人家族的相继离去，公司陷入了发展和研发瓶颈。70年代公司虽然一直保持着行业龙头地位，却再难以拿出划时代的作品。当计算机革命放慢脚步时，美国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也随之停滞。1969年美国劳动生产率数据自二战后首次出现了连续一年的同比下滑，预示着70年代科技低谷的到来。

　　几乎同一时期，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Lyndon Baines Johnson)提出“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构想，旨在消灭美国社会的绝对贫困。在他的安排下，美国政府多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改善底层民众福利。虽然约翰逊的计划有助于缩小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但客观上加重了美国企业的人力成本负担，也对物价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70年代初美国的通货膨胀速度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于进口商品，美国货在价格上更具劣势了。

　　最终美国制造业的衰退不但拖累了经济发展，更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长久以来，美国一直依靠商品出口回流海外美元，保持美元的强势地位。但当美国制造业称霸世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后，商品贸易的顺差转为逆差，美元流出速度加快。这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无法再满足其他国家手持美元、购买黄金的全部需求，部分国家央行就开始对美元投出不信任票，抛售手中的美元。国际资本担心美元即将贬值，也顺势抛售包括美股在内的美元资产，导致整个金融市场动荡不安，股市大幅下行。在各方抛售的压力下，1971年8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美元贬值和停止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崩溃。

　　美国本是一个具有丰富油气资源和开采能力的国家，在市场调节下，油价上涨会促进本国石油企业最大化利用已有产能，进而增加本土石油产量，缓解石油供给缺口。然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1971年，尼克松总统为了抑制当时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用行政命令限制本国出产的石油价格。当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世界石油价格已经上涨至10美元每桶以上时，美国本土企业出产的石油价格仍被限制在5.25美元每桶。行政干预极大的损害了石油企业的生产热情，在油价高涨的70年代，美国石油产量不升反降。错误的政策不但没有达到抑制通胀的目的，反而扩大了美国的石油供给缺口，并使得第二次石油危机到来时，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较第一次更加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