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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时间有两个新闻，一个是中国大妈在美国广场跳广场舞引来了警察的驱逐，另一个则是中国大叔在广场上高声唱歌引来了警察。在讲求安静与秩序的国外，任何出格的行为都将视为对公共秩序的破坏，轻者会被批评教育，重则会因此受到治安处罚。在国内，广场舞作为一种群众性活动，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因，更多的靠的是民间的自我管理和规范。然而，诸多事例已经说明，若公共管理没有发挥作用，相应的制度规范没能明确，任何公共场所的活动若不受到限制，就可能带来巨大的破坏力。广场舞的“噪声扰民”的问题，也不能始终不得到解决，否则其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诱因。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广场舞之所以难以治理，还在于缺乏相应的规则作为基础。现行的管理困局在于，一方面是管理主体多元，“九龙治水”之下没有明确的执法主体，从城管到公安再到环保，每个部门之间的职能有交叉也有重合，如何明确一个责任主体，需要立法赋予；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自1997年实施以来，对于防治城市噪声污染起着了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法律规定的过于宽泛，未能事无巨细一包到底，就需要地方立法给予配套。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管理，特别是在公共场所开展的健身、娱乐等污染治理上有些失之过软。

　　同时，管理好广场舞还需要堵疏结合，还得靠公共管理机构更多的作为与担当，比如划定合理的区域，给广场舞者提供最基本的场地需求，比如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每个人的公共空间意识，比如提供公共音乐服务，从而达到噪声的可防可控。同时，要加大噪声执法的力度和巡查，对于屡教不改的行为，依照相关法律进行处罚。总之，对于广场舞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寄望于自我调整和约束，必须发挥公共管理的主体作用，合理引导民间自我管理的提升，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不过，要让公共管理更有作为，就必须对其赋权和确责，实现责权利的统一，如此才能真正避免“无法可依”的管理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