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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溥贤在《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中指出：“人类在社会生活上有三大基本的权利。第一是生存权。第二是劳动权。第三是劳动全收权。我们人类能够有这三种的权利，才算得是真正的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能够保障这三种的权利，才算是完全的社会。所以我们要想做一个真正的人，非得这三种的权利不可。我们要得这三种的权利，非先改造完全的社会不可。”他提出“要保障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非使我们的劳动者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占得中心的地位”。他在文章中特别指出，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我们所说的劳动者，不是专指身的劳动者而言，心的劳动者当然也在这个范围以内。”他号召“身心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做社会的中坚，发扬光大新社会的新文化，保障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岂不是我们大大的幸福吗！”

　　发在专号第二条的是署名“守常”的《五一节MAYDAY杂感》，守常是李大钊（1889—1927）的字。他在《五一节MAYDAY杂感》中指出：“（劳动节）是世界工党第一次举行大祝典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造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经典颁布的日子！”他热情洋溢地说：“到了今日，世界上的工人都很欢喜。年年此日多有一回祝典。多添几个工人，就多有几个人欢喜。直到世界同胞大家都觉醒了，都作了工人，那一年的五月一日，更是何等样的欢喜！”李大钊充满希望地预见：“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他呼吁：“五月一日是工人的祝典日。五月五日是马克思的诞生日。去年的五月五日，又正是他诞生百年的诞生日，也是世界的劳工共和国的诞生日。我们应该纪念这个五月，纪念这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诞生的人物，纪念这一八九○年五月一日创行的典礼，更纪念这一九一八年诞生的世界新潮。”

　　高一涵在《对于劳动节的感想》中指出：“一、西方所产生的劳动节，在我们中国必定也要得一个结果。二、这个劳动节的结果，比十八世纪末期革命的结果，必定要来得迅速。”他在文中提倡社会平等：“劳动者和资本家在政治上差不多有同等参与的资格，社会生计上的不平等，未尝不可假平等政治的机会，使之归于平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现在虽然挂了块“民国”的招牌，但是政治上没有解决平等问题，实在没有解决劳动问题。他说要想实现平等，“就应该顺应世界的潮流，因势利导，从速造成政治上的平等机会，才有平稳进行的希望”。

　　第四篇文章是署名“一湖”的《二十世纪之大问题》。文中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有一场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上的贫富不均，而贫富不均是由私有财产、私人企业造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要废止这种社会制度，“是要把全国所有的田地、工场、矿山机械、铁路船舶等一切生产要具，概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直接管理经营。”他描绘理想中的社会制度是人尽其才，或种田，或做工，或教书，或当官，或当记者，或当演员，各司其职，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这种社会制度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指出，中国“不是从前闭关时代的状态，这种风潮，不久也要飞奔过来的”。

　　第五篇文章是署名“辛木”的《饭碗问题》。文章说，中国的工人、农夫、平民的饭碗不及富人家的狗，他们吃的是杂粮、菜根、树皮，甚至是泥。他们出了大力，吃了大亏，却能逆来顺受，相安无事。这就是中国的特别国情。作者怒问道：“这样的国情，可以长久吗？可以相安吗？可以不谋改良吗？”作者指出：“现在世界的新潮，排山倒海而来，眼前就要破皮。我很希望一股有脑筋的人，大家出来研究研究，早点想个法儿，免得河翻水滥，措手不及呀。”